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当前，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已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中国制造业在以人口红利和低成本优势为依托获得快速发展之后，也暴露出诸多发展困境，亟须通过转换发展动力、挖掘新的发展红利，助推制造业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
释放大国空间红利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协同推进扩大内需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建立起完善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在打破地区间市场藩篱、提升要素与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水平、保障各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和相辅相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区消费潜力不断激发、区域互补性明显增强、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明显显现，有力地对冲了各类不确定性风险，使我国制造业保持稳定增长，并展现出强劲发展趋势。因而，在人口红利和传统低成本优势式微的情况下，中国强大的空间优势已成为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种空间优势实际上是我国特有的大国空间红利。其特殊性不仅体现在中国人口多、国土空间大，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形成并正在着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拥有保障空间集聚优势有效发挥的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以及数量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的产业集群、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强大空间韧性。充分释放这一大国空间红利，既有助于破解我国制造业发展动能转换面临的各类瓶颈和痛点，也有利于我国依托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大国空间红利的作用机制
从中国制造业在各地区的空间组织模式及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大国空间红利主要表现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空间集聚优势和强大空间韧性优势三个方面。其中，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大国空间红利在需求侧的重要体现，即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递增收益。这种规模效应有利于制造业在生产中形成综合成本优势，提升制造业整体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空间集聚优势主要反映了由经济活动大规模集聚而产生的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品空间共享效应、空间技术外溢效应等空间外部性优势，是大国空间红利在要素供给方面的集中体现，有助于从供给侧为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价值链升级等提供动力保障。空间韧性优势则是从要素和市场的空间作用方式出发，表现为我国在面对外部冲击及经济风险时，通过各地区要素和市场的空间互动与及时调节，尽快恢复和重组制造业发展路径的能力。这些具体优势可能同时存在，并通过要素供给推动和市场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对制造业发展产生影响。它们通过城市间以及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和溢出效应而产生递增收益，使我国在持续提高生产率、建立完善产业体系、进行高水平创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从而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动力来源。
因地制宜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空间区位、产业特征、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大国空间红利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各地区也势必迥然不同。某一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可能得益于某一种空间红利的推进作用，也可能受到多种空间红利的共同影响。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与本地要素和产品市场空间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空间发展，方能有效释放大国空间红利，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各地区空间红利表现形式的差异，可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划分为大国空间红利驱动型和传统比较优势驱动型两大类，其中前者又可进一步分为市场优势驱动型、要素集聚优势驱动型、空间韧性优势驱动型三类。
一是市场优势驱动型。这类发展模式多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及少数中西部地区的省会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国内大市场的较高可获得性与邻近国际消费市场的便利性共同构成了制造业可获取的庞大市场潜力，因而塑造了市场优势驱动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模式。但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加，国际市场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会逐步降低，基于国内统一市场的超大规模经济优势会在该地区制造业发展中发挥更多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多受国内大市场优势的驱动，因此应更加积极地探索增强本地市场优势的有效机制，提升立足国内大市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二是要素集聚优势驱动型。这类发展模式可细分为单一集聚优势驱动型和综合集聚优势驱动型两类。其中，单一集聚优势驱动型模式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较为发达地区和东部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这些地区由于制造业发展规模较小、区间联系不紧密，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受益于某种集聚外部性的影响。这些地区应通过加强与更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提升要素集聚外部性的层次和范围，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区域经济层级体系中的地位。而综合集聚优势驱动型发展模式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或城市群中的大城市。这些地区因城市规模大、人口密度高、交通运输便利，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显著。同一城市、同一行业甚至同一企业可能受到劳动力“蓄水池”、中间品空间共享及空间技术外溢几种集聚力量的共同作用。这些地区应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效应的同时，积极推进制造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通过培育高端要素集聚优势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
三是空间韧性优势驱动型。这类制造业发展模式主要分布在产业关联更加多元化、技术关联更加网络化、经济调节更加互补化的城市或地区。多样化的要素供给以及供求市场的多层次重组，促使制造业发展更加多元化；多中心、多尺度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体系，使制造业部门间的技术关联更加网络化；市场的多层次性、互补性和发展的差异性，提升制造业供求市场的匹配度与调节灵活性。这些地区应进一步提升其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多样化水平、增强制造业部门间的关联效应、强化供求市场的互补性和适配性，推动形成具有更强发展韧性和更大发展空间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四是传统比较优势驱动型。这类模式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偏远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这些地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其资源禀赋，同时依赖于区域经济体系空间分布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因而，这类地区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同时，还应通过延伸产业链、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等不断培育制造业发展优势，力争由比较优势驱动型向要素和产品市场空间优势驱动型转变。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空间集聚优势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理论机制、效应识别与优化”（7207307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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