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时间2022年8月30日晚，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因病医治无效，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去世，享年91岁。中央临床医院称，戈尔巴乔夫因患“严重且长期疾病”，近期一直在接受治疗。
对于这位在许多中国人印象里仿佛早已消失多年的“历史人物”，西方领导人不吝赞誉痛悼之词：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发表声明，称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远见的人”，“给世人带来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称赞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称这位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自由欧洲铺平了道路”；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将他誉为“勇敢的改革者”，并“推动了两德和平统一进程”……正如路透社所言，戈尔巴乔夫是二战结束后在西方受好评的俄罗斯人，“直到其生命后一天，他在华盛顿、巴黎和伦敦都受到普遍的喜爱、恭维和尊重”。
但在前苏联范围内，他确是另一个形象：尽管在他去世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及其发言人佩斯科夫例行公事地表示了“哀悼”，但并未给予一位与一位去世国家领导人所应有的高度评价，也通过“消息人士”之口明确排除了国葬的可能性。而在俄罗斯社会和民间，不论苏联模式的缅怀者、漠视者或批评者，都近乎一边倒地给予这位前苏联领导人“差评”，2021年一项民调显示，逾70%的俄罗斯人表示，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苏联“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另一项更早民调则显示，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人心目中、整个20世纪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没有之一。
正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西方领导人赞扬戈尔巴乔夫的“能力、勇气和远见”，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这些西方领导人梦寐以求、却一直做不到的一件事——彻底摧毁强大的冷战对手、世界“唯二”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在他们看来，一个没有了“敌国外患”的世界，当然是“更安全的世界”，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深受其影响的前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1984年，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二把手访英，受到撒切尔夫人破格高规格接待，后者称之为“可以与之做交易的人”，并极力说服里根“跟进”）就对其“前瞻性看好”，并不惜工本押注、投资，终于取得了甚至超出他们预期的收获；而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和普通民众都憎恶戈尔巴乔夫，则是因为他们不论持怎样的立场，都无法原谅此人给俄罗斯国家、社会和自身生活、命运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毁灭性动荡，也都无法原谅他的“政治遗产”不仅包括苏联党、政、军体系的土崩瓦解，也包括自身生活水平此后长时间的徘徊不前、甚至下降，以及国家和民族自尊心所受到的极大伤害。
而在中国国内，一些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的人，则认定戈尔巴乔夫是“葬送苏联的罪魁祸首”。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高度，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绝不是某个个人，而只能是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力量。苏联的解体和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其执政党在长期执政后丧失了代表性、先进性，沦为腐朽的特权机器，其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畸形，忽视了对广大人民群众谋求更美好生活的关注，应归咎于其片面继承和发展了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中的消极因素，始终未能妥善处理苏联与其它国家、前华约（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经互会（Comecon）体系内大国与小国、苏联框架内俄罗斯和其它民族/加盟共和国间关系，各种矛盾自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时代后期开始凸显并日渐病入膏肓，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已到了积重难返的“满盈”状态。从历史唯物论角度看，戈尔巴乔夫也只能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和大海中的一粒沙，他无力左右和改变历史规律、进程，相反，注定只能被这一规律、进程所左右、所改变。
但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接任苏联高领导人，仅6年半后的1991年12月25日就见证了克里姆林宫上空苏联国旗的永远降下，作为一位执政者、一位执政党的领导人、一位政治家，这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且他的失败既未给他口口声声希望造福的俄罗斯人民带来他所期许的和平、稳定、自由、富足生活，也未给一心“单干”的前苏联其它民族、地区带来其所憧憬的美好未来。
公平地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高领导人任上，主观上并非要搞垮苏联（那等于搞垮自己），而是的确清醒看到了苏联体制、模式的弊端已积重难返，希望通过他所归纳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加以改革，借以弥补和挽救，从而将这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挽救过来，并为自己创造一生功业。主观上，他并未如某些赞誉者和批评者所言“放弃集权和铁腕”，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用强硬军事手段介入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民族冲突，并试图用高压手段解决立陶宛分离主义问题，他执政末期所推动的法律修改和体制改革，一方面试图通过立法永远固化苏联体系的存在，另一方面设立了前所未有的、纸面上拥有巨大权力的苏联总统（当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之为“超级总统”），并由自己出任；直到柏林墙倒塌前不到一年，他还苦心孤诣召开华约首脑会议，试图稳住日薄西山的华约-经互会体系。他对“社会之堕落”痛心疾首，下决心推动自沙俄时代至苏联时期从无人敢推动的全面禁酒；他试图通过“公开性”、“新思维”推动对西方和解、让步，以换取苏联改革所急需的外资；他在历史关键节点甚至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勇气，在 “8.19”事变突然发生后顶住了政变集团要他让渡权力的压力，为其政敌叶利钦此后“翻盘”奠定了基础。
他的某些做法和选择是迫于时势、不得不然：政治上，当时苏联社会特权和官僚主义盛行，中央与地方之间、干群之间、党与非党之间、俄罗斯与其它民族之间、苏联与华约-经互会体系其它国家之间、苏联东欧集团与其它国家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经济上，长期畸形发展、僵化体制、穷兵黩武和被西方欺骗战略误导，导致整个机器患上所谓“苏联病”；军事上，苏军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淖不能自拔，又被与西方和其它国家长期军事对峙的消耗和“星球大战计划”等战略欺骗手段误导不断消耗着本已力不从心的国力，陷入“不改革就等死”的境地。但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反思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坐在了昔日沙皇的位置上，想着必须做一些沙皇该做的事，却根本不知道该去做什么”。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是1985年，但他居然是苏联历史上首位出生于十月革命（1917年）之后的高领导人，也是唯一的一位——短短几年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三位“老人政治家”接踵去世，将本不具备相应能力，也缺乏思想准备的戈尔巴乔夫推到了苏联高领导人位置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只能扮演某种角色。
他积极推动核裁军进程，推动与西方的和解，试图借此减轻苏联消耗、负担，实现与西方的和平共处，并为改革换取所急需的外来投资、帮助，却对这个长期冷战对手的终极战略意图缺乏清醒认识（他的几届前任都公开把“消灭对手”当作战略目标，他却似丝毫未料到对手也同样可能将“消灭对手”当成自己的终极目的），结果引狼入室，加速了苏联体制毁灭的历史进程；他在东德和东欧其它地区退却、从用兵10年的阿富汗撤军，和远东各邻国搞缓和，客观上是因为国力不堪重负，不得不收缩战线，但他并未从思想上、认识上真正反思这些基于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勃列日涅夫“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错误思想、理论上所作行为的根源，因此这种退却既令俄罗斯人深受挫折，又无法令当事国家及其人民领情；他推动“公开性”，试图借放松某些管制换取社会安定，却并不舍得（或不敢）大刀阔斧地针对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如高干特权、裙带风、官僚主义）加以整治，结果反倒被国内政治对手抢到先机（叶利钦就通过“放弃特供”一度赢得不少社会好感）；他希望通过对经济模式的修修补补，通过引进外资改善国民经济，并进而稳定社会，却找不到改善经济、发展民生的正确途径，结果终其任上，苏联庞大而腐朽的经济机器运转丝毫未见改善，相反，原本腐朽的部分更加腐朽，直至他本人下台、苏联解体后多年，这个问题也并未真正得到解决。甚至，理论上无论如何都出于“善意”的禁酒和事与愿违——他所期待的“社会振奋”并未到来，税收收入减少、社会不满增加等副作用却如酒瘾般阴魂不散。
大浪淘沙，在历史进程面前每个人都只能是渺小的，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他只能扮演堪扮演的角色，负该负的历史责任。但身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体制的领导人，肩负着振兴或至少维持这一体系的重任，却在短短不到7年煞费苦心的运作后，让这一切付之一炬，他就注定是一个历史的失败者。历史证明，他的“新思维”不过是“旧思维”，“公开性”也如纸牌屋般不堪一击，“不改革就等死”的责任固然不能全归咎于他，但他推卸不掉“乱改革是找死”的责任。
戈尔巴乔夫已矣，“断代为史”，历史终将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历史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弃了先进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难以避免被大浪淘沙的命运。
标签： #戈尔巴乔夫写真图片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