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广斌今年23岁。16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早早辍学去打工。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工作，在那里他在脚手架上花了十几个小时，甚至上厕所也不超过10分钟。
第二份工作是在深圳某电子厂做手机配件。这份工作的报酬比在建筑工地搬砖要高一点。
但是没多久他就戒了。
2016年，权广斌来到惠州伯尔尼工作。
广东惠州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园区，伯恩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伯恩，主要负责后勤的维修，是维修方面的学徒。这几年，他的工资从4000多涨到现在的五六千。
他每天工作11个小时，晚上7: 30到11: 30，休息一个小时后，第二天早上12: 30到7: 00，只休息一个小时吃饭。
疲劳是他经常谈论的一个词。当然，累的不止他一个人。像他这样的工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下班后，权广斌没事干的时候，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打打游戏，刷刷视频。
权广斌喜欢用手机刷美女，但一直没找到女朋友。
原因很简单，不是他不想，而是不可能。他工资不高，工作时间长。女生不喜欢自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花点时间在手机上。
权广斌朋友不多，只有几个。其中一个就是陈
盛。陈胜今年31岁，来自农村，他一开始是一个维修工人，开过建设机器，现在是一名装修工人，他没有自己的干活渠道，只能从包工头那里找活干。
现在这几年生意不好做，他的工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生意不好时，一个星期都开不了几单。
早上7点全广斌下班回来，和陈胜在一家早餐店吃早饭。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着工厂里的伙食，又贵又难吃，苦瓜炒蛋，从来只有苦瓜没有蛋。
像他们这样从山村里出来打拼的孩子，一没有资本，二没有学历，在工厂里面只能做普通员工，每个月拿着四五千的死工资。
想赚钱不容易，想存钱就更太难了，能勉强解决温饱就不错了。
他们刚出来打工时，都有过被人坑的经历。权广斌说，他刚出来打工时，就被人坑过几百块。
有一次，他请一个女人喝奶茶，结果被套路了，花了688块，车费又花了几十块，他的工资一个月一共才3000多，还上花呗、借呗，一下子钱就没了。
同样的，陈胜的朋友也曾经被人坑过。他的朋友在微信上认识了两个女人，后来约出来一起吃饭，两个女人吃完饭之后，每个人又都打包了两瓶酒，花了1000多，后来他朋友去买单的时候，那两个女人就偷偷离开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酒店里工作。
对于被坑这件事，一般都不了了之，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
权广斌的另外一个朋友叫黄耀，今年23岁，他是权广斌的同事，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初中毕业后，他就出来打工了。
晚上权广斌和朋友们一起庆祝生日，今天权广斌要值夜班，为了哥们的生日，他毅然从工厂里逃了班出来。
饭桌上权广斌说起，今天他干的一件蠢事。他上班之前买了一包香烟和一个打火机，但一不留神，他居然直接把香烟和打火机带进了工厂，还好没有被查到，不然全广斌很可能就要丢掉工作了，因为工厂里是严禁烟火的。
早上权广斌下班的时候，摄影师在门口等待拍摄他的镜头，但是被厂区门口的保安阻拦了，保安扣下了权广斌的厂牌，做了登记，还叫来了保安队的队长。
权广斌所在的公司制度非常严格，上班时间不让带手机，不能拍照，即使摄影师在公司外面拍摄，都可能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权广斌因为担心自己会失业，一副愁容满面的样子。本来只是一件小事，但是陈广斌担心保安会把事情搞大。
这份工作对全广斌来说很重要，从中他能学到一门技术，有了一技之长，他以后的生活也会好很多。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权广斌被换到了早班，干的活增加了，但工时少了，工资自然也就低了很多。
年末，有工友要离职回家，临行前请他们几人吃了顿饭。
这位要走的朋友叫刘汉聪，今年25岁，2017年他高中辍学后，从陕西农村出来打工，现在在厂里做产品合格检测工作，他一天正常上班8个小时，但是经常加班到11个小时。
刘汉聪以前做过厨师，后来觉得干厨师没什么意思，他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却觉得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好好读书，学到一门手艺。
临近新年，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都是背着行李准备回家的人。全广斌就是其中的一个。
权广斌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回到了阳西老家。他打算年后在老家找点营生，干点活，攒点钱，然后按部就班，结婚生子，在老家安定下来。
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终还是回家了。
一边是逃离工厂回归故土的“打工人”，一边是远离故土，熙熙攘攘奔向工厂的年轻人。
有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了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这个群体既不同于父辈的打工者，又对自身处境感到迷茫和焦虑。
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产业结构迅速转型的日益逼迫下，他们既享受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又轻而易举地被人群遗忘忽视。
他们本该在读书的年纪，却早早出来打工，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很朦胧，很迷茫，处在“而立之年”的十字路口，他们该何处安身，又该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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