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又听到新的专家建议了。
某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建议农民在县城买房，开车去农村种地。
此番言论堪称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可现实却是穷人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
在葡萄牙，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首都里斯本的房价一路水涨船高，很多居民不堪重负纷纷搬入棚屋等自建住宅。
01
不幸始于21世纪的头十年
米阿努埃拉·洛佩斯的不幸始于21世纪的头十年，从那时起，她所居住的里斯本社区就开始向布鲁克林的房价靠拢了。曾经工人阶级的旧仓库正在让位于联合办公区域、艺术画廊、手工酿酒厂、创意中心以及科技初创公司。到了2018年，小区平均房价同比上涨79.8%。
就在距离洛佩斯家仅几步之遥的马维拉海滨工业区，由世界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设计的12栋豪华住宅拔地而起。
这些公寓的价格从500,000欧元到925,000欧元（约合人民币342万元到633万元）不等，一些公寓的阳台上还能俯瞰塔霍河，其中许多已经售出。房产公司的宣传册写道“这里是为年轻家庭、学生、白领以及退休人士量身打造的社区，邻里氛围和睦，将为您提供一种全新的里斯本生活方式——安静且充满生机”。
02
里斯本的房地产价格飙升
现年77岁的洛佩斯出生在桑托斯利马，目前住在一座19世纪的两层公寓楼，建筑环境较为简陋，从她的外祖母开始她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多年来，洛佩斯认为她的租约受到葡萄牙法律的保护，法律规定“如果住户在65岁以上且租约日期在1990年之前设定，则不受驱逐”。但她不知道的是，政府取消了她之前的租约条款，并且在2017年通知她搬离公寓。
整个里斯本的房地产价格飙升，旅游业蓬勃发展，许多租户发现自己陷入了同样的困境。洛佩斯和她的邻居在收到驱逐通知后发现，曾经售价27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850万元）的桑托斯利马公寓，仅仅几个月后，价格就飙升至72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000万元），还标榜为：高档化首都海滨住宅区。房屋随即一售而空。
从那时起，洛佩斯已经不记得大楼里发生过多少次奇怪遭遇了。陌生人开始频繁出现在走廊里，要求租户离开。空置公寓的门被拆了，几个月后重新安装，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开展施工工作……
住房权利组织的负责人丽塔·席尔瓦说，由于大多数老年居民免遭驱逐，一些房东采取了欺凌手段。洛佩斯和她的邻居说，他们的行为更接近于恐吓。
在洛佩斯的公寓里，潮湿发黑的墙壁上霉菌滋生，“现在粉刷墙壁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被赶出去了，我没精力耗下去了”。
剩下的一些家庭还在坚持，洛佩斯每月靠着不到400欧元的养老金生活，其中147欧元用于支付房租，她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我害怕有人出现在我家门口驱逐我，那时候我只能离开。”
03
“我只想活得有尊严”
去年3月的一天清晨，居住在里斯本市中心东北部社区的杜尔塞·邓格一大早便被吵醒，一群男人在她的家中大喊大叫翻动家具。“我甚至没有时间安抚我的孩子们，几分钟之内就有两个男人换锁并告诉我必须离开，”她说。她收到了法庭命令，要求她搬出该处住所。
疫情刚刚爆发时，邓格就失去了清洁工和裁缝的工作。她说她的收入无法赶上租金上涨速度。
这位单身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和两个侄女流落街头——当时小的只有18个月大。与她同住一个街区的另外四个家庭也无家可归。
“我们不得不待在寒冷的室外，这太可怕了，我不得不在街上喂我的孩子，”她说。
活动人士说，房地产通胀现在已经从里斯本蔓延到洛雷斯等偏远城市。“这几乎就像地震的余震，”席尔瓦说，“它已经从震中，穿过城市，波及到了郊区。”
对于像邓格这样的人来说，问题的根源在于葡萄牙是欧洲社会住房供应率低的国家之一，只有2%的公有住房，相比之下英国为17%，法国为16%，奥地利为24% 。
她初被安置在地方当局提供的旅馆里。她说，她的孩子们都筋疲力尽了，因为上学要花一个小时。“他们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孩子们这个问题。我只想给我的孩子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我只想活得有尊严。”
04
一万多人仍然住在棚屋
面对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葡萄牙政府于2017年成立了住房秘书处，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抗议运动，在2019颁布法律使1976年宪法赋予的适足住房权正式生效。
但根据联合国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布的第一次全面政府住房调查显示，仍有25,762个家庭面临“严重的住房危机”，其中近半数的家庭都在里斯本。
超过11,000个家庭住在棚户区和自建住宅中，而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勉强住在拥挤的房屋和正遭受驱逐风险的家庭。
住房部长玛丽娜·贡萨尔维斯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将社会住房的份额从2%提高到5%。但她承认“这需要时间”。
她说，几十年来，葡萄牙的住房一直由市场力量主导。公共住房未纳入优先事项。“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创造市场激励，但我们不能认为责任在于市场，责任在于国家推出的公共住房。”
疫情爆发时，政府暂停了驱逐，并临时暂停了抵押贷款还款。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的住房公共投资计划，疫情所引发的一轮租户驱逐浪潮以及潜在风险正在累积。
“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而且随着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席尔瓦说道，“住房价格并没有随着疫情爆发而下降——里斯本的住房价格仍然令人难以负担。”
05
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公共住房
达姆在一家超市担任保安，她在那里上夜班，领着低工资。尽管有着稳定工作，但这位单身母亲却住在里斯本郊区一个空置的废弃议会大楼里。
她之前租住的公寓卫生状况极差，不得已才搬到了这里。刚到这里时，窗户是破损的，所以她只好拉下百叶窗抵御寒冷。“当我刚到这里时，垃圾比我还高，墙壁也很脏。”
40岁的达姆要养育两个孩子。近十年来，这家人一直在等待公共住房，三年前她们搬进了棚屋。尽管每天面临着被驱逐的恐惧，但达姆觉得她别无选择。她努力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家，修好浴室，粉刷墙壁。
“我已经尽我所能。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情况。我拍了我刚来时的照片，我修缮房子所做的一切，我到处求助，”她解释道。
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多数是单身母亲，尽管有着工作，但仍难以支付城市里的房租，她们有人甚至在无奈之下开始从事一些非法职业。还有许多冒着生命危险在疫情期间担任清洁工和看护，奔波在公共卫生状况紧急的第一线。
近，达姆收到了公共住房申请的预约通知，这让她充满了希望——但被告知仍然没有空缺住房时，她开始失去信心，“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人都在等待。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不能在痛苦中度过余生，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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